陈志国等 | 义务教育阶段思政课评价改革的实践探索

道德与法治评价改革的必要性和探索方向

（一）新时代思政课评价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德育的主渠道、主阵地，直接关系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道德与法治课程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思政课，旨在提升学生思想政治素质、道德修养、法治素养和人格修养等，增强学生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为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打下牢固的思想根基。

德育地位的时代变迁：从“优先强调”迈向“引领融合”。过去一段时间，对于德智体美劳五育的关系，更多通过德育为先、德育为基、德育为首、德育为本等方式凸显德育的地位和重要性。这些提法通过分离的方式强调德育的重要性，即把德育与其他四育分开，单独强调它的重要性。[1]

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关德育地位的表述也发生了转变。根据《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简称《纲要》）有关内容，思政引领力被置于“六力”之首。[2] 新时代的教育，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调德育与其他四育的内在统一性，强调德育对其他四育的引领和促进作用，要求把德育贯穿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全过程，从单纯强调德育的重要性转向关注德育如何在五育并举中发挥引领作用，最终实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目标。

教育评价的战略属性：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评价作为教育活动与体系的核心构成要素，对其他要素具有高度关联性和系统影响力。[3] 新时代背景下，教育质量的新标准和新内涵需要依托教育评价进行有效传达与落地，这赋予教育评价引导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价值。特别是在思政教育和德育领域，评价不仅是诊断学生学业成就、检验教学实效的方式手段，更扮演着规范教育方向、校准育人路径的“指挥棒”角色，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不可替代的导向作用。

适配形势变化和政策调整：以思政课评价引领育人模式变革。新时代对德育和教育评价的要求为思政课评价改革指明了方向。2014年，《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考试评价改革需要“坚持正确育人导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4] 2020年，《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提出“在教学中注重多样化评价方式，综合考核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5] 2024年，《纲要》明确提出要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树立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防止和纠正“分数至上”等偏差。[6] 这些文件为思政课评价实践划定了改革路径。

以往传统的思政课评价实践，尚未构建起与时代发展脉搏同频、与学生认知能力提升适配的工作模式。传统评价注重选拔功能，侧重考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与之相适应的课堂教学重视知识的传授而非学科素养的培育。学生过度聚焦知识点背诵，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不高，难以形成学会思考、学会生活、学以致用的能力，义务教育阶段思政课的育人目标未能完全落实。

（二）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道德与法治评价改革的探索方向

为了发挥思政课评价“以评促教、以评促学、以评育人”的作用，引领教学实现从“知识本位”向“素养本位”的转型，引导学生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践行”，鼓励社会主体从个别参与到形成合力，最终实现思政育人模式的系统性升级，确保青少年在思想成长的“拔节孕穗期”获得正确的价值引领与素养培育，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简称“中考”）道德与法治项目组聚焦正确育人导向，创新开展思政课评价实践，探索出具有首都特色的思政育人路径。在2018年至2025年七年的工作实践中，项目组主要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探索。

一是准确理解和强化义务教育阶段思政课的育人价值。把握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核心定位，创设有效体制机制发挥其“铸魂育人”功能，确保其真正承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作用。

二是构建服务育人目标的思政课评价体系。以统一育人目标为引领，一方面突破学段边界，兼顾当下育人实效与相邻学段衔接需求；另一方面拓展融通课堂内外、家校社多元力量与资源，最终形成课内外、家校社融合联通的立体化资源网络。

三是通过思政课评价改革撬动育人模式变革。当思政课的目标升级为撬动育人模式变革时，书面知识已难以承载各环节互联互通的核心功能。在此背景下，需要以正确育人导向为引领，联合以素养培育为目标的新课程体系，构建“评价引领—教学调整—素养提升—育人价值实现”的系统化实践路径。

道德与法治评价改革的过程和方法

自2018年起，北京市中考道德与法治科目评价开启渐进式改革探索，历经“不考—选考—必考”的考试地位跃迁与“闭卷—开卷”的考试方式转型，完成三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制度变革。这一进程并非偶然实践，而是按照渐进决策理论核心逻辑进行的系统性路径设计，结合核心素养模型和证据中心设计理论框架，实现了与育人目标适配的思政课评价体系构建。

（一）三次渐进式改革历程

2018年，北京市将道德与法治（原思想品德）学科从非考试科目改为选考科目。从“不考”到“选考”，这一评价方式的重大变化，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思政课的育人价值，学科定位从“边缘副科”转变为重要育人课程之一，为推动思政育人模式的深化发展奠定基础。[7]

2021年起，道德与法治科目从“选考”转为“必考”，这一转变从制度层面确立其“思政主阵地”的地位，也要求教师、学生、家长正确认识道德与法治学科的育人价值。同时，道德与法治科目的80分中包含10分综合社会实践活动成绩，这是思政课“过程性评价+终结性评价”的初步探索，为后续过程性评价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8]

2025年起，为了更好发挥评价引领作用，道德与法治科目总分取消综合社会实践活动成绩的10分，增加综合素质评价成绩的10分，评价重心从社会实践次数转至核心素养培育，有利于衔接新课标要求，也将评价延伸至校园、家庭、社会全育人场景，促使学生重视日常道德践行，避免“考试高分、行为失范”现象的发生。[9]

同时，道德与法治科目笔试实行开卷考试。一方面内容立足核心素养培育，融合学生成长、日常生活、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彰显课程政治性、思想性、综合性和实践性；另一方面以价值引领为核心，引导学生在答题中深化对国家制度、社会文明、个人责任的认知，树立民族复兴担当信念，推动学科教育向“素养本位”转型，开启首都思政育人新模式。[10]

（二）基于科学理论，指向素养达成

渐进决策理论以“有限理性”为认知基础，将公共决策界定为“试错—反馈—调适”的动态循环过程，强调通过连续的小幅修正、阶段性调适，在避免系统震荡的同时逐步逼近政策目标，其本质是对政策稳定性与改革突破性的辩证统一。[11] 北京市中考道德与法治科目评价改革在推进过程中参考了渐进决策理论的基本原理。在时间维度上，改革分阶段、分步骤推进，避免制度断层；在政策强度上，从考试地位的逐步强化到考试方式的科学调整，实现改革力度与实践承载力的适配；在考试方式上，“开卷”模式的引入并非对传统“闭卷”的彻底否定，而是基于素养评价需求的渐进优化。这一渐进式改革路径既坚守了改革的政治方向，又通过“稳中求进”的实践策略降低了政策执行阻力，在保障改革落地连贯性的同时，推动思政课“铸魂育人”目标从理念向实践深度转化。

证据中心设计理论框架将评价视为基于证据推理的科学论证过程，以确保评价工具精准推断学习者知识、技能及核心素养表现。这一框架通常包含三个核心要素，其中构念模型界定被测者的知识、技能等特质，任务模型设计能诱发被测者表现情境化任务，证据模型明确支撑推断的表现证据及分析规则。[12] 新课程背景下，思政课评价的目标构念是政治认同、法治观念、健康人格、责任意识等学科核心素养，评价重心从知识掌握转向素养达成度。以此为导向，北京市中考道德与法治科目评价围绕学科核心素养界定构念模型，以情境化试题和开放性任务为载体设计任务模型，研制开放性任务评分框架来构建评价证据链，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确定最终交付形式。

核心素养模型和证据中心设计理论框架的联合作用，构建了“评价引领—教学调整—素养提升—育人价值实现”的闭环实践路径，推动评价改革从课堂教学延伸至思政教育全流程，从学校场域辐射至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场景，让评价不仅成为素养检测的工具，更成为串联各方育人力量、推动“铸魂育人”目标落地的纽带。

道德与法治评价改革的主要做法

2018年以来，北京市中考道德与法治项目组以发挥教育评价“指挥棒”作用为核心抓手，确立“以正确价值观为引领、以核心素养培育为基石”的工作理念，通过构建引领育人模式变革的体制机制、整合家校社协同育人资源、推进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打造出动态适配的评价体系，有效引领思政育人模式变革。

（一）强化顶层设计，构建以思政课评价引领育人模式变革的体制机制

评价设计以“学生成长”为核心锚点。一方面，构建政府、考试机构、教研部门、学校共同参与的组织体制，政府统筹评价改革方向与政策保障，考试机构负责理念宣讲、工具研制、分数使用等实践操作，教研部门衔接评价与教学并负责理念的渗透落实，学校反馈需求并落实评价要求，形成权责闭环、层层贯通的推进体系。另一方面，同步建立“上下联动、内外联合、家校社协同”的运行机制，纵向打通市、区、校三级管理与执行链条，横向整合课堂内外全方位育人场域，让家庭与社会从思政育人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最终形成多元协同、全域覆盖的全员育人格局，从而撬动思政课育人模式的深层次变革，为助力学生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筑牢思想根基。

试题呈现首都气象，满足“毕业”和“录取”双功能。2018年至2020年，道德与法治作为北京市中考选考科目，通过丰富选材范围、改良试卷结构、创新题目形式等举措，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2021年至2024年，道德与法治作为北京市中考必考科目，发挥初中毕业和高中录取的“两考合一”功能，试题质量优良，展现出“首都气象”。

创设独具特色的评价矩阵，协同激发育人合力。北京市中考道德与法治科目评价构建了以纸笔测试为关键、以综合素质评价为支点的“多维度、全覆盖”评价矩阵。内容和方式全面、多元、鲜活，对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进行综合性评估，切实提升了育人实效。从教学角度看，推动教学回归育人本质，助力教师角色向“价值观的引领者”“品格的塑造者”“成长的陪伴者”转换；从学校管理角度看，推动学校德育将“隐性的教育”与“显性的统筹”有机融合，发挥学校“育人场”功能，从空间、活动等不同维度为学生搭建成长框架，助力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升素养。

确立符合开卷考试特点的评价理念，促使教学发生转变。2024年启动开卷考试方案研制后，北京市中考道德与法治科目确立了“立德树人、平易近人、协同育人”的理念与思路，试题呈现出强化政治认同、凸显价值引领，贴近生活实际、聚焦问题解决，创设多样任务、注重开放灵活，关注学科思维、加强情感浸润等特点。以上变化促使教学从传统的依靠静态学习方式单纯记忆、理解和运用知识，转变为助力学生在“做中学”“用中悟”“创中思”。育人模式从注重知识传授转变为着重培育正确价值观和核心素养，实现了从“知识本位”向“素养本位”的跨越，充分发挥思政课在立德树人方面的关键作用。

（二）贯彻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理念，系统构建评价改革实践路径

项目组发挥中考的承上启下作用，在方案设计和实施过程中邀请多主体共同参与，在把握本学段学生发展特点的同时，贯通不同学段思政教育的目标和内容，落实“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在育人导向方面坚持学段间统一。“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决定思政育人的方向与价值，不同学段思政教育必须坚守统一价值导向。北京市中考道德与法治科目评价通过明确价值导向、优化内容形式与评价标准，联动家校教育，把握义务教育育人关键期，推动育人模式瞄准正确价值观培育，为优化思政育人蓝图筑基，进一步凝聚育人向心力。

在评价方式与情境设计上契合学段特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认知处于快速发展期，生活场景从家校延伸至社会，个性与兴趣逐步分化。思政课评价以情境设计为核心，围绕初中生熟悉的场景创设评价载体，将学科素养考查融入真实情境。这种设计既顺应青春期学生追求自主表达、实践探索的心理特征，又让评价与学生生活紧密联结，助力学生在自主参与中深化认知，提升解决真实问题的意识与能力。

在能力培养方面强化学段衔接。新评价理念下，教与学不再局限于知识的“死记硬背”，而是鼓励学生用学科观点认知生活、参与社会实践、践行学科核心素养。这一过程中，学生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持续提升，思维能力、迁移能力及实践操作能力显著增强，既衔接小学思政教育，也为高中阶段思政课程学习奠定基础。

（三）基于课程性质优化试卷结构和评价方法，探索确立动态适配的命题模式

北京市中考道德与法治科目的统一考试是落实政策要求的重要窗口。为更好适应学情、教情、考情变化，项目组对命题模式的目标指向、内在逻辑、构成要素等进行深入剖析，探索确立动态适配的命题模式，最终形成了“方向指导—框架优化—宣传推广—持续精进”的工作流程与机制。

起草相关指导意见，充分凝聚各方共识。2023年，项目组开展系统研究并完成起草《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道德与法治开卷考试指导意见》，明确了开卷考试的性质与目的、范围与目标、命题原则与宗旨、考场要求等。该指导意见稳定了教学一线对开卷考试的预期，取得了良好反响。

组织适应性测试，实现教考良性互动。2024年9月，来自北京市18个区的10万余名初三学生参加适应性测试。本次测试在继承北京市中考命题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创新试卷结构和任务设计，充分体现实践性、开放性和选择性。测试进一步明确和宣传评价改革思想，成为教考良性互动的生动实践。

开发新版评分框架，鼓励多元思考作答。适应性测试后，项目组重点聚焦评标优化研究。新版评标主要应用于全新设计的“开放性”任务题型，按照“有答案标准，无标准答案”的评分理念，从采点给分转向采意给分。“开放性”任务及其评标鼓励创意表达和个性化展现，意在增强学生的自信。

成效与反思：引导思政教育回归立德树人本质，凝聚家校社育人合力

为纵深推动育人方式变革，北京市中考道德与法治科目评价不仅应成为学生正确价值观培育的有效载体，还要成为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的重要引擎，合力共促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一）从偏重选拔转向赋能成长，实现以评促学

北京市中考道德与法治科目评价坚持政治性与学理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统一。以“开放性”任务为代表的试题设计和以“采意给分”为主的评分框架设计，推动学习场景从单一课堂走向更多场景，推动学习方式从被动接受向主动探究延伸，为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和创造性解决问题提供更大空间，要求学生实现“用全观点”向“用好观点”的转变，真正从“会做题”转向“会做事”，全面提升综合素养。

（二）从知识本位转向素养立意，实现以评促教

全新设计的北京市中考道德与法治科目评价在范围与内容上充分贴合教学实际，素材选取锚定教材和学生生活，将师生注意力从过度训练拉回课堂内容与实践活动本身。这些做法在落实“双减”政策、减轻学生负担的同时，更推动教师和学校作出改变。一方面教师需要努力提升专业素养、更新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方法、改进作业设计，另一方面学校要更加致力于建强教师队伍、优化教学过程、丰富实践活动、聚焦综合素质培育。在这一过程中，“模拟政协”“模拟法庭”“辩论赛”“志愿服务”等鲜活的教学活动在各校百花齐放。

（三）从单一场域转向内外联动，实现以评育人

在学校深挖校园文化等思政育人资源的同时，家庭和社会也要同向发力、发挥育人价值。调研显示，在家庭维度上，家长开始认识到教育不是“催促孩子背知识点”，而是陪孩子在生活中学做事、学做人。家长角色逐渐向“生活导师”和“讨论伙伴”转变，家庭助力正在成为孩子成长的真正“加分项”。在社会维度上，课程评价以现实问题、实践育人为纽带，实现了生活为课堂赋能、课堂向生活延伸的融合共生。社会“大课堂”为思政“小课堂”提供了丰富的实践资源和真实案例，博物馆、科技馆、法院、社区、企业等社会资源从“参观景点”变为“生动课堂”，提供了更广阔的实践平台。学校、家庭、社会三者共同构成了“课内外联动”“校内外协同”的育人体制和格局，共同助力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2][3] 谢维和. 论教育评价的战略属性[J]. 中国考试，2025（6）：1-6.

[4]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EB/OL].（2014-09-03）[2026-03-05].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9/

04/content_9065.htm.

[5]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 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2020-12-18）[2026-03-05].2020.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1/01/content_5576046.htm.

[6]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EB/OL].（2025-01-19）[2026-03-05]. 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1/content_6999913.htm.

[7]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2016-05-24）[2026-03-05]. https://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1905/t20190522_59115.html.

[8]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EB/OL].（2018-07-27）[2026-03-05].https://jw.beijing.gov.cn/xxgk/2024zcwj/2024xzgfwj/202508/t20250822_4181290.html.

[9][10]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深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改革的实施意见[EB/OL].（2023-09-26）[2026-03-05].https://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309/t20230927_3268228.html#：~：text=%E4%B8%BA%E6%B7%B1%E5%85%A5%E8%B4%AF%E5%BD%BB%E4%B9%A0%E8%BF%91%E5%B9%B3，%E5%88%B6%E5%AE%9A%E6%9C%AC%E5%AE%9E%E6%96%BD%E6%84%8F%E8%A7%81%E3%80%82.

[11] 林德布洛姆. 渐进调试的科学[J]. 邹建锋，王东译.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1（02）：72-78.

[12] Mislevy R. J.，Almond R. G.，& Lukas J. F.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Evidence-Centered Design[R]. Princeton：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2003.

（作者陈志国系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赵海燕系北京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杨君系北京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张馨戈系北京教育考试院实习研究员）

《人民教育》2026年第12期，原标题为《义务教育阶段思政课评价改革的实践探索——以北京市中考道德与法治评价改革为例》